COVID-19 感染與血栓形成或血凝塊有關，涉及靜脈和動脈。對於因 COVID-19 感染而入院的患者，血凝塊的風險最高，發生在約 5% 的入住普通醫院病房的患者中，且加護病房 (ICU) 接受生命維持治療的患者中高達 20%。不需要入院的 COVID-19 感染者發生血栓的風險較低約 1% [1]。
雖然非常不常見，但使用基於腺病毒之疫苗進行疫苗接種亦與藉由稱為疫苗誘導之血栓性血小板減少症 (VITT) 之病症引起的血凝塊相關聯。為了更確實瞭解關於 COVID-19 疫苗接種和患者管理的主要凝血風險和注意事項，Roche Diagnostics Asia Pacific 最近與新加坡總醫院資深顧問兼血液學科主任 Ng Heng Joo 醫師進行交談。
COVID-19 照護及疫苗接種後評估中的凝血標籤
累積的實驗室證據表明，COVID-19 感染患者的異常凝血變化可能是嚴重發炎反應的結果，而與內在促凝作用本身無關。重度 COVID-19 感染患者可能發生凝血蛋白顯著增加，與嚴重的急性期反應一致。一部分重症肺炎患者發展出病毒性敗血症、播散性血管內凝血 (DIC) 及多器官衰竭。
由於 D-雙聚體是血栓形成患者的陽性標籤物，因此已經進行多項研究，試圖將 D-雙聚體納入對 COVID-19 嚴重程度的預測中。 Ng 博士指出：「D – 雙聚體已被納入 COVID-19 患者中靜脈血栓栓塞發展的一些風險評估分數中。一直以來都很難定義臨界值，因為臨界值會令人擔憂疾病嚴重程度的增加，以及這將如何影響患者療法的升級。」
他補充說：「使用的一些風險評估模型的常見範例包括改善的 D-雙聚體評分以及 Caprini 評分。」「已有一些驗證研究表明，它有助於預測哪些患者可歸類為發生靜脈血栓栓塞的低風險、中風險或高風險患者，並因此為患者恰當使用抗凝治療。」
對於 VITT 患者，測試通常揭示低纖維蛋白原及非常高的 D-雙聚體濃度，高於靜脈血栓栓塞中通常預期的濃度。Ng 博士強調：「我們知道 VITT 的潛在發病通常在疫苗接種後 5 至 28 天之間。我們知道它會引起不尋常的血栓形成部位，例如腦靜脈竇血栓形成以及脾靜脈血栓形成。」
已在 VITT 患者中鑑定出針對血小板因子 4 (PF4) 的抗體，因此與肝素誘導的血小板減少症 (HIT) 類似，即使先前未接受過肝素治療也是如此。抗 PF4 抗體可藉由 ELISA HIT 測定法進行偵測，但通常不能藉由快速試驗進行偵測，該快速試驗通常基於化學發光以及乳膠測定法。
COVID-19 時代凝血實驗室面臨的挑戰
COVID-19 與血栓形成有關，這無疑給患者診斷及管理帶來了許多挑戰。在大流行的早期階段，其中一個挑戰是瞭解 COVID-19 患者的病理生理學或血栓形成的作用。 因此，嘗試對高風險人群進行分層以及抗凝治療對該組患者的作用具有挑戰性。
另一個診斷挑戰是 VITT 的實體。雖然針對 HIT 的抗 PF4 抗體的測試已經得到充分證實，但其用途及其對患有 VITT 的患者本身的敏感性有所不同。做為僅證明抗 PF4 抗體的進一步佐劑，已經開發出額外的測試來確認存在活化血小板之抗體 [2]。
這一挑戰導致開發利用現有技術的額外檢測，例如，肝素誘導的血小板聚集測定 (HIPAA)。做為 HIPAA 測試的修改，研究人員開發了一種血小板因子 4 誘導的血小板聚集測試，以試圖確實地定義病因或更確切地說是診斷 VITT 患者。血小板活化或藉由使用流式細胞分析技術的抗體已用作實驗室中的測試。這些測試非常有用，並且開發起來也很有挑戰性，但它們已在診斷 VITT 中得到證實。
新一代凝血診斷
COVID-19 誘導的凝血病變為表現出 D-雙聚體顯著升高的獨特實體。COVID-19 與微血管及大血管血栓形成的高風險以及抗凝失敗發生率升高相關。與習用敗血症不同，抗凝在 COVID-19 管理中起著關鍵作用，對存活具有積極影響。生物標籤物及各種評分系統可能有助於將患者按風險類別進行分診以用於抗凝以及診斷 COVID-19 疫苗接種後的凝塊。
參考文獻：
[1] ISTH experts explain new Blood Clotting phenomenon in hospitalized COVID-19 patients。
[2] Scully, M.等人 (2021)。Pathologic Antibodies to Platelet Factor 4 after ChAdOx1 nCoV-19 Vaccination。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384。第 2202-2211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