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肝细胞癌 (HCC) 监测领域位居全球前列，其构建的有效监测体系可实现早期癌变的精准检测，为患者带来良好的预后效果（62% 的肝细胞癌患者在疾病 A 期和 B 期即被确诊[1]，其 5 年总生存率高达 44%）。日本的医疗护理服务、卫生政策制定以及健康保险体系均达到世界一流水准。然而，在肝细胞癌的管理方面，从检测诊断环节到日常临床实践，仍存在一些尚未满足的需求。
为深入了解日本在肝细胞癌管理领域的进展与面临的挑战，Lab Insights 与肝病专家 Shun Kaneko 博士展开了深入交流。Shun Kaneko 博士的临床研究重点聚焦于病毒性肝炎、肝细胞癌发生的风险评估以及肝癌治疗策略。他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实现有效的抗癌治疗，同时识别并抑制慢性肝病引发肝癌的风险因素，从而彻底攻克肝癌难题。
日本肝细胞癌的流行病学特征与治疗
近年来，随着乙型肝炎病毒 (HBV) 和丙型肝炎病毒 (HCV) 感染筛查工作的广泛开展以及乙型肝炎疫苗的接种，日本肝癌的流行病学特征发生了变化。Kaneko 博士指出，尽管丙型肝炎病毒相关肝细胞癌的发病率有所下降，但非乙非丙 (NBNC) 型肝病的发病率却呈上升趋势。
晚期肝细胞癌仍是一个难题，许多病例因疾病无症状或患者逃避筛查而未能及时确诊。此外，虽然部分病毒性肝炎患者能够从直接抗病毒 (DAA) 药物或核苷酸类似物治疗中获益，但对于患有酒精性脂肪肝和非酒精性脂肪肝等非乙非丙型肝病的患者而言，可选择的治疗方案相对有限。再者，针对病毒性肝炎的职业健康筛查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部分肝炎检测呈阳性且需要进一步详细检查的患者仍可能被遗漏。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日本的医疗保健体系为众多诊断和治疗流程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涵盖联合疗法以及 DAA 等高成本疗法。 随着可使用的新型治疗药物增加，如今有更多的肝细胞癌患者能够接受治疗。尽管阿替利珠单抗和贝伐珠单抗已成为有效的一线肝细胞癌治疗方案，但对于肝储备功能较差或患有高度恶化肝癌的日本患者而言，无论治疗手段如何进步、药物供应如何充足，其预后情况依然不容乐观。
诊断与监测规范
针对“高风险”人群，包括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慢性丙型肝炎患者以及肝硬化患者，日本肝病学会 (Japanese Society of Hepatology) 制定的《肝癌检查与治疗指南》(Guidelines for Liver Cancer Examination and Treatment) 明确建议，每 6 个月进行一次超声检查，并评估肿瘤标志物水平[2]。对于患有乙型肝炎病毒和丙型肝炎病毒相关肝硬化的“超高风险”患者，该学会则建议进一步缩短超声检查间隔，每 3-4 个月进行一次，同时检测肿瘤标志物 (AFP、AFP-L3、PIVKA) 水平，并每 6-12 个月选择性地进行动态 CT/MRI 扫描。
对于年轻且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日本人，该国的监测体系采用风险分层策略。首先由医生进行初步评估，随后根据患者的年龄和既往健康检查情况，选用适宜的诊断工具进行进一步检查。年轻患者可能存在病毒性肝炎病史，但通常无症状且未接受过健康筛查。为确保不遗漏这类人群，各方正积极采取行动：在工作场所对他们开展筛查工作，同时运用更为先进的监测工具，以便全面且迅速地掌握这一群体的情况。
日本的监测工作还得到了社会与媒体举措的补充，例如有关病毒性肝炎和肝细胞癌的电视节目或宣传活动等。Shun Kaneko 博士介绍道：“在我们机构，向患者和公众普及无症状疾病以及脂肪肝是肝癌风险因素的知识；为晚期肝纤维化患者提供影像学疾病监测服务；不仅会为患者举办研讨会，也会为有详细检查需求的全科医生举办研讨会；此外，还会对医疗健康检查数据展开研究。”
需求未满足的领域与未来展望
尽管日本在肝细胞癌监测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 Shun Kaneko 博士也坦言，日本仍有诸多有待改进之处。他指出：“日本的癌症筛查体系整体令人满意，不过在患者随访环节仍困难重重。胃癌或结肠癌患者术后会接受为期五年的监测，若期间未出现复发情况，则不再继续监测。但对于肝细胞癌患者而言，很难确定何时停止随访。”
若要发现更多患者，就需要引入新技术，包括新型生物标志物和诊断工具。这是因为 AFP 作为肝细胞癌的主要诊断标志物之一（与 PIVKA 以及其他 AFP 异质体共同构成诊断肝细胞癌的主要标志物），其准确性、敏感性并非始终可靠，也无法指示疾病状况。目前，医生在日常临床实践、患者筛查或监测过程中，仍主要依赖既定的生物标志物，同时也在盼能够推动精准医疗发展的基因组生物标志物早日问世。
对于自身的临床实践，Shun Kaneko 博士期望能拥有一款诊断工具，能够评估患者的个体差异、预后情况以及致癌性，还能筛选出合适的治疗药物。除了关注基因组和精准医疗领域，他还希望在新型乙型肝炎病毒标志物、新型治疗药物，以及能够区分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与单纯性脂肪变性的检测方法等方面取得进展。
Shun Kaneko 博士还特别强调，政府政策的动态调整对于提升肝癌筛查和医护质量至关重要。他表示：“政策制定者应当明确，恰当的筛查工作能够实现疾病的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进而改善预后，但同时也必须将成本控制在切实可行的范围之内。”
那些希望借鉴日本成功经验的国家/地区，可以考虑将影像学检查与肿瘤标志物监测相结合，用于风险分层评估，并将其融入日常临床实践。这一举措有效提高了日本早期肝细胞癌的检出比例，也使得更多患者能够接受局部治疗，从而改善预后。从成本效益的角度考量，具备相应经济实力和医疗基础设施的国家/地区开展此类监测工作是明智之选。
参考资料：
[1] Kudo M. (2018). Management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Japan as a World-Leading Model. Liver cancer, 7(2), 134–147. https://doi.org/10.1159/000484619
[2] Guideline on Liver Cancer Examination and Treatment. https://www.jsh.or.jp/English/examination_en/. Published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