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 Pathology Asia Holdings (PAH) 的创始人兼集团首席执行官，Christopher Ting 博士管理着东南亚领先的临床实验室网络之一。他的公司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和澳大利亚开展业务，在地区抗击 COVID-19 疫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还发起倡议并进行投资，以确保其在后疫情时代继续取得成功。Lab Insights 团队最近与 Ting 博士进行了接触，以更好地了解他在快速变化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对领导力的应对方法。他的见解为实验室专业人员提供了实践启迪，他们既要应对当今的挑战，又要为明天的需求做好准备。
吸引临床医生和政策制定者参与，共同提升医疗质量
Ting 博士拥有墨尔本大学的医学学位，最初是一名执业临床医生。在进入临床实验室行业之前，他还曾在澳大利亚从事医疗保健咨询工作，之后回到东南亚在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生物医学科学小组工作。这些塑造性经历对他至今坚持的管理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说：“在我进入这个行业之前，我主要只使用实验室服务和数据，我看到医生的预期与实验室的实际工作方式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些差距意味着，临床医生和实验室专业人员有时难以实现真正的沟通。实验室专业人员可能会积极推动各类检测和服务，但它们的临床相关性有限。而临床医生则可能疏于提供清晰的临床说明来指导病理学家做出诊断，或采取其他做法，从而在分析前阶段埋下错误隐患并导致结果偏差。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Ting 博士认为，他旗下的所有实验室都应该实行“医疗管理”，由具有临床经验的人来主导管理：“临床医生通常是我们的最终利益相关方，要真正懂临床医生，往往也需要由临床医生来主导。强大的运营至关重要，但如果实验室完全从技术视角来管理，就可能忽略那些确保临床相关性的细微之处。”
除了仅仅招聘临床医生来领导实验室，PAH 还鼓励定期与临床医生合作。例如，通过频繁的教育研讨会，公司确保临床医生可以随时了解新的检测方法。这些研讨会也为收集新服务的反馈提供了平台，例如他们目前正努力在旗下各实验室推广的电子订购系统。临床医生的积极参与还帮助 PAH 主动澄清关于检测的一些普遍误解。他表示：“实验室经常因进行太多不必要的测试而受到不公平的批评，但放眼全球，检测资源利用不足远比过度检测更严重。”“比如在宫颈癌筛查、糖尿病筛查或粪便潜血检测方面，我们理应做得更多，这一点并无争议，但在太多地方，实际覆盖率仍然远远不够。”为确保实验室服务能够被广泛获取并获得充足资金支持，Ting 博士认为，整个实验室行业也需要更多地与政府主动沟通。在他看来，目前这场疫情为与政策制定者建立关系，并在重大医疗保健政策决策中提升临床实验室的地位，提供了难得的黄金窗口，从当前热门的 COVID-19 检测，到供应链管理、人才发展以及实验室服务支付等更长期的议题，皆是如此。他说：“作为一个行业，我们完全可以在推动有效政策方面做得更好。”“我们这样的临床实验室应与上游供应商合作，明确共同利益，并以更系统的方式展开协作。”
在动荡时期推动数字创新
在一个长期以来对数字创新反应迟缓的行业中，Ting 博士认为，当前疫情正在迅速加速医学的数字化，为实验室在迈向数字转型的道路上采取更大力度提供了机会。在 PAH，他以实际行动兑现自己的主张。例如，几年前，他投资了 Biomark，这是一家数字健康初创企业，成立初衷是为了让患者和临床医生的医疗数据更具可操作性和直观性。最近几个月，他与该公司合作，以构建应对 COVID-19 管理的新能力。这包括简单但强大的功能，例如自动排队系统，可防止本地采集中心人满为患，从而确保患者在检测过程中保持社交距离和安全。最近，PAH 还与一家初创公司展开合作，该公司正在开发用于验证实验室检测结果的认证系统。这项技术最直接的应用之一，是为一些政府正考虑采用的“免疫护照”提供技术支持，以便最终重新开放经济。他表示：“我们愿意参与这类具有颠覆潜力的创新，但 PAH 并不需要持有控股权。”“我们可能会针对该创想进行种子投资，或仅仅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但我们最终希望这些公司保持独立，以避免利益冲突，并在必要时从风投、私募股权和其他战略投资者处获得外部融资。”除了应用程序和数字服务之外，Ting 博士认为当前的疫情也可能推动检测设备和检测方法方面的创新。他说：“如果我们想开始开放边境，就需要更便捷的新方法来筛查 COVID-19，并在数分钟内出具结果。”“以目前的 PCR 方法而言，一天内收到结果已算幸运；而对于需要在机场办理入境手续的人来说，这种速度显然无法满足需求。”Ting 博士不确定下一代 COVID-19 检测的模型会是何种形态，但他相信很快就会看到新一代模型：“全世界都在共同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将我们带出这一乱局的解决方案就在眼前，我们将率先将其推向市场，即使这意味着在此过程中我们会自我颠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