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疗系统需求不断增长、且 COVID-19 疫情导致严重干扰的背景下，亚太地区许多临床实验室正逐步采用数字病理系统，以改善工作流程、更好地服务患者，并在封锁、隔离及其他疫情应对措施期间确保医疗连续性。为了解实验室如何开启数字病理实施之路，我们采访了日本日本钢管医院诊断病理科主任、国际病理学会 (IAP) 当选主席 Robert Y. Osamura 博士 (MD/PhD)。他分享了关于数字病理应用的三大关键观点。
接纳新方法
病理学家往往较为保守，更倾向于沿用熟悉的设备，但 Osamura 博士认为，数字化方法值得重视。他指出：“在屏幕上，无论切片上的组织如何分散，我们可以一眼看到整个图像。”与使用显微镜相比，漏看重要区域的风险更高。“我们可以随时放大至高倍而不会出现模糊，并能随时切换回任意片段。”在应用这一新方法后，Osamura 博士发现数字图像与实体切片之间的一致性极佳。在对比研究中，他在 90% 的病例中观察到完全一致的结果。少数差异并非来自整体诊断（良性或恶性）的重大出入，而是来自对异型程度判断的差异。他还指出，在数字图像上检测幽门螺杆菌有时会较为困难。由于日本法规要求大多数基于数字病理平台的诊断必须辅以显微镜确认（除非该平台获政府批准），Osamura 博士及其团队目前对所有数字病理诊断均使用传统技术进行复核。他希望政府未来能扩大对更多数字病理平台的批准，从而允许病理学家直接依据数字图像作出诊断，而无需额外确认。
从特定用途着手
在实施初期，Osamura 博士在日本钢管医院引入了数字病理，但仅用于特定类型的标本。此举可使实验室在无需作出全面投入的前提下评估数字病理，也能帮助病理学家更容易适应这种“免手操作”的模式。由于小型胃肠道活检标本占病理实验室日常工作量的约 60%（取决于机构情况），这些标本均首先使用数字病理进行审阅，随后按政府要求再以实体切片确认。Osamura 博士尚未将该方法用于手术标本，但计划未来将数字病理扩展至这些样本。他说：“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实现数字化的进一步拓展”。
从 COVID-19 的经验中学习
对于曾受居家令影响的地区实验室而言，即便无法亲自前往实验室仍能完成诊断的价值变得尤为明显。尽管 Osamura 博士所在的实验室未遭遇封锁，但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同行则受到了影响。他说“我听说有相当多病理学家在家中使用数字病理进行远程诊断。”尽管他仍能前往医院工作，但疫情情境让他看到了病理学家开展远程工作的挑战。例如，在医院与居家环境之间共享敏感数据时，安全的互联网连接至关重要，但许多地方目前仍缺乏此类条件。他表示：“这是日本的一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并扩大数字病理的应用，将使病理学实践在未来更具韧性。
